四中庸之道 (第5/7页)

在中庸中对于人类七情之意见，盖反覆申述“中和”以为教焉。

    今以东方人所称为“过分”的西方学理而取此态度，就觉颇有难色，西方人实在太易于被种种主义所奴役，国家主义，法西斯主义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，这种种都是过度膨胀的机械工业制度的后果。人忘却了国家为人民而存在，非人民为国家而生存;像一个共产国家，视人民为某阶级之一员或国家机构的一分子，此等见解衡之以孔子学说对于人生真目的之解释，怕不立即丧失其动人之魔力吗？反对诸如此类的一切制度，人人可以主张其生存之权利而寻求幸福。人类享受幸福的权利，驾乎一切政治权利之上。中国倘成立了法西斯政权，那须得舌疲唇焦去劝服一般仁人君子，谓国家之强力，远较个人之幸福为重要。一位精密观察者观察了当时建立于江西的共产政府，贡献了共产政权所以在中国必须失败的最大理由，不管他如何优越于其他封建军阀统治的区域，其事实为那儿的人民生活太机械化，太不近人情，总是不相宜的。

    中国人之讲情理的精神与其传统的厌恶极端逻辑式的态度，产生了同等不良的效果，那就是中华民族整个的不相信任何法制纪律。因为法制纪律，即为一种机械，总是不近人情的，而中华民族厌恶一切不近人情的东西。中国人厌恶机械制度如此之甚，因之厌恶法律与政府的机械论的观法，致使宪法政府之实现为不可能。严厉峻刻之法制统治权，或非人情政治的法律，在吾国盖已屡屡失败，它的失败盖由于不受人民之欢迎。法制政治之概念，在第三世纪中，吾国曾有大思想家建议而付诸实施，商鞅即为